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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要從社會學者說起。在這則逆轉論錄影裡，李明璁說，這是一場記憶對抗遺忘的戰爭，他不知道為什麼曾經反對總統直選的人可以來選總統。然而，我並不認為台灣人民真的遺忘馬英九曾經反對總統直選的過往。而就算記得，我也找不到任何理由說曾經反對總統直選的人為什麼不適合參加總統選舉。這基本上是反對異議與言論緊縮的極權主義運動邏輯，展現對不同群者赤裸裸的不信任，以及把個人與意見過度併合，在一個表面上尊重異議與討論的社會裡，強索道成肉身價值的怪異理念。單面

同樣的邏輯遍佈在台灣每次選舉裡，事實上恐怕也遍及各國的大選。一旦選舉焦點集中在個人競爭，就像總統大選，這種怪像便如瘟疫一般散播。稍可忍受的如強調親民愛國愛鄉溫柔樸實努力打拼、嚴重一點如強調候選人很娘很奸巧穿過伊斯蘭服裝幫陳進興辯護老公敗德父親亂搞母親葬在美國乃至向神明借駕聲稱受庇護，道成肉身已經不是古老祭司自保身價地位的權宜之計，而成為在當代最需要理性的集體行動裡召喚最原始衝動的，以信任為名、傳統保守價值為骨幹、內聖外王或哲學家皇帝精神為潛意識語言的策略。在這種選戰裡談任何進步價值，當然終將造成行動不便的尷尬。

這或許也就是為何，儘管謝長廷核心團隊一再強調進步價值，乃至於對許多社運訴求曖昧表態，但最後仍然會生產出（但我並不認為這更為本質）像這樣的報紙半版廣告，這也就是為什麼內部的尷尬不斷高張。相較之下，保守政黨的勝選看來更為合理，因為保守與排外正是兩黨共享的語言，與其政客口宣和解共生，不如人民自己辨別時互通有無，選擇雙方共同的語言，一以貫之者獲勝。

當然，儘管國民黨是純熟的保守價值玩家，但民進黨也並非沒有自己的言論領域。特別是結合保守價值傳播形式與基層工農語言，既已由中國共產黨發展成熟的地方教育組織，占住國民黨百年不離其宗的國家主義發展意識形態所站不穩的地界。在這樣的語言遊戲裡，儘管各自有其理論基礎支援，但選民的選擇從來不曾是根源於廣泛的討論與理解，而純粹由對兩種語言體系之一的情感趨向決定。此時決定台灣人民未來的，便被徹底置放於偏好行銷的機制之上。此之所以國民黨的經濟黃金時代與民進黨的艱苦抗爭時代兩種語言能並行不悖，那不是如表面上看似用來激勵選民向上的因，而是在整體行銷框架下逼出的果。

為了維持這個宣傳體制不墜，在對手不斷提出反諷口號以及擔憂口號空洞化而失校的政客們必須快速地變換口號策略，除了既已存在的歷史可以一再重新喚起之外，其他都要求新求變。儘管在實質上口號的變換乃至跨越到對方陣營（稱為包容）的策略更進一步掏空口號，但迅速而大量的符號刺激本身會形成一定的自我充實的文化效應，不管是有心或無意，這個現象造成文化符號的充實性格偏離民主選舉的理性框架而存在。曾與民進黨青年軍合作的「逆轉勝」活動便是這個前提之下極為醒目的成功行銷。而既是不著根於選舉的行銷，在選後逕行獨立運作當然是更好的選擇。未來台灣民主選舉與行銷體系的關係，在不同行動者操作之下，或將會有不同於今日的面貌。

雙面

若要索求對雙面性的理解，首先便需要檢視自己的標準如何適用在貼近與遠離自己情感的不同團體之間。情感趨向與理性邏輯其實並非如一般看來那麼徹底切分，例如很多時候理性選擇必須植基於情感趨向，否則便無從選起。而很多時候，理性邏輯也看似情感趨向一般堅守底線，乃至於在公開討論時必須考慮眾人的底線與信仰問題，久而久之，我們便習慣在宣傳與討論時將理性價值與情感價值一視同仁。理性價值與情感價值兩個範疇的邊界逐漸模糊，相互污染，不僅是彼此無法分辨，連兩者與其間的灰色地帶一樣無法分辨。於是在我們開始察覺情感價值凌駕理性價值的每一個場合，都會發現此時已觸及情感價值極盛乃至無以駁斥的私密場域，私密性質因此保護被凌駕的理性價值；在公開討論裡運行時，則由理性價值的表象夾帶過關並延伸自我證成。

人類是理性的動物，人類是情感的動物。這兩個假說從未彼此對抗。

難以同申理性價值的情況不勝枚舉，以評論者作為社會一員的相對地位而言，在這個感受性既已高度分裂的社會裡，完全不傷害任一個體情感的目標幾乎無解，更難以提出足以成為普遍價值的比較論述。在每一個現象比較中總會碰到不同的理性－情感結合體根本無法相容的困窘，告訴我們，若繼續服膺於感受性壟斷的現狀而不直面，則我們也只好繼續接受同樣的理性－情感結合形式和結合比例，繼續承受毫無二致的溝通斷裂。

而在彼此分界成為前提的狀況下，所謂諍言在幾經折衝之後，所展現的反省可能與自己曾反對的敵方語言無甚二致，但仍不影響自身的信仰。這裡便是很好的例子。此處與其前的文章裡，雖然我們可以見到對於許多理性價值的強烈主張，然而卻無法忽略，這樣的反省絕對伴隨著或隱或現的忠誠表態語言出現。反省信仰所必須的合法性基礎是先身處信徒之間，這個論述前提在宗教裡時常可見，在認同裡從未缺席，在高度分裂的政治裡也是不可忽視的主題。

就台灣的狀況而言，當主張理性價值的團體成為對那個群體的歷史記憶，價值便即化身為道成肉身的傳統信仰。同樣的論述相貌展現在對國民黨與中華民國的戰爭時代記憶裡，也展現在台灣民主運動或台灣主體意識運動的榮光論述中。

遺憾的是，以信仰為最高價值的召喚，難以避免來自各方的操作勢力，其中有貼近理性價值的，當然也有遠離的。然而信仰本身如此不可辯駁，對公共言論場域而言，便自然成為情感價值最終得以固守的堡壘。

在這裡更重要的或許是，從社會一體的角度來看，信仰體系在一般狀況下便同時是單元排外、二元對立與多元共謀的體制結構。台灣政治範疇的分野，嚴重傾向信仰體系的後果，就是在每個言論場域裡，包括事實搜尋、敵對聲明、證據屏棄、溝通詞彙使用等等行動上都出現信仰化的趨力以及正當性。如同上面提到反省與表態彼此扣聯的現象，言論檢驗標準的出現、確立乃至逐步精緻化，配合範疇分野的正當性賦予，共同生產出的，不只是溝通的斷裂，更讓政治論述的理性價值儘管在不同陣營冒現，卻無法跨越範疇分野，或純粹因為跨界的特質而被否決。

然而原則上，這裡並不主張貶抑情感價值成為理性價值的附屬。因為隨著這個行動而來的，必然只能是兩種價值彼此掩蓋的技術大幅度發展，這樣的後果。目前為止，至少可以進行的是，認識所謂的事實本身必然具有人為篩選的作用，指稱這些作用，理解理性價值必須具有跨界特質，質疑一切看似毫無跨界可能、專屬於某一陣營的價值理性，忠實而明確地把情感價值納入批評考量。

正是在單向文化生產邏輯盛行的地方，我們才更需要在決斷之前注意一切事物的雙面性。否則，在政治信仰的體系之下，我們也不過就是從屬於政黨競選文宣組織的買辦，而不是其他。

（文首圖為美國二戰時期海報，文中報紙廣告引自龜去來嘻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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